众所周知，自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进行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目标的改革。这一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0.94万亿元，跃居世界第四位；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已达到17606.9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正当我们为这些令人自豪的统计数字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关注焦点却在从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经济问题逐渐转移到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腐败现象、保护自然环境等非经济问题。这一迹象表明：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目标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以建设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正在呼之欲出。

　　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目标的改革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改革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改革是一种以维护和巩固现行政治体制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如果我们谈论的仅仅是改革，那么，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稳定就是一切改革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不仅会离题太远，而且有可能葬送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现行政治体制经受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考验，与目前的国情和民意是基本适应的。虽然现行政治体制随着历史发展难免出现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只能选择适当的时机对某些不完善的地方逐步加以完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把改革的主要目标直接指向现行政治体制，只能指向那些能够为逐步完善现行政治体制创造有利条件的改革领域。从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来看，凡是在现行政治体制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整个社会付出的改革成本都比较低，都会很快取得明显的改革成果，如越南；凡是以破坏现行政治体制为代价进行的改革，整个社会付出的改革成本都比较高，都不能很快取得明显的改革成果，如前苏联。

　　以建设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为基本目标的改革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社会体制改革不同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社会体制改革只是与社会责任的再分配有关，而不会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因此，社会体制改革不仅不会影响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稳定，而且能够为逐步完善现行政治体制创造有利条件。其次，社会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密切联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不同社会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就会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形成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导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在我国，公民和政府是两个最基本的社会主体。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公民的所有经济利益都是由政府来满足的。与此同时，公民的所有社会责任也是由政府来承担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公民的许多经济利益不再由政府来满足了。但是，公民的所有社会责任仍然由政府来承担。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都是由这种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不平衡的现象所造成的。例如，缩小贫富差距和保护自然环境需要增加扶贫资金和环保资金的投入。但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通过提高税率的途径来增加财政收入，又会与公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又如，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政府机构就越臃肿，平衡财政收支的压力就越大，公务员的收入增长速度就越慢，就越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改革的下一个任务就是社会体制改革。只有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才能消除经济体制改革遗留下来的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不平衡的现象，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启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改革进程，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社会体制改革，改革的任务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改革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历史进程，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建立。因为，社会主义公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只有每一个公民都能义不容辞的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每一个公民都具有与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公民人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应当奋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改革勇气，像当年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一样再次吹响社会体制改革的号角，启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改革进程，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政府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逐步改变成为公民的社会责任。完成这一改革任务需要采取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削减基层政府组织；第二项改革措施就是扩大公民自治权。

　　我国的基层政府组织在农村是乡镇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国家发展史，基层政府组织通常以县级政府为代表，县级政府以下仅仅设立政府的派出机构或派出人员。这种基层政府组织的优点是：（1）有利于精简政府机构；（2）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3）有利于促进公民自治组织的发展；（4）有利于在政府与公民自治组织之间合理分配社会责任。我国目前只有两种合法存在的公民自治组织。这就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由于这两种公民自治组织的自治规模较小，不仅很难在更大的范围内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很难在更大的范围内代表公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建议：在农村削减乡镇一级政府，将原有的乡镇政府改造成乡镇自治委员会的所属机构。乡镇自治委员会成员由村民委员会的代表选举产生。在城市削减街道一级政府，将原有的街道办事处改造成为街道自治委员会的所属机构。街道自治委员会成员由居民委员会的代表选举产生。削减基层政府组织之后，我国的基层政府组织在农村是县级政府，在城市是区级政府。县级政府和区级政府以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某些政府派出机构，如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等。豪无疑问，削减基层政府组织不应使党的领导作用受到影响。相反，应当对党在乡镇自治委员会和街道自治委员会中的领导作用做出规定。

　　除了民族区域自治之外，我国的公民自治权在农村仅限于村民委员会自治，在城市仅限于居民委员会自治。这种自治现状与公民的自治愿望和自治能力是极不相称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公民的经济实力相对于政府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出现了一大批财力雄厚的公民。但是，由于公民自治的组织形式不健全，这些公民只能把自己的财富用于消费和投资，很少用来承担自己希望承担的社会责任。社会团体是公民自治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可以促使公民自己来解决那些政府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这样，政府就可以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更加重要的事情上去。我们必须认识到：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公民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扩大公民自治权是在政府和公民之间重新分配社会责任的必由之路。我国现有的社会团体通常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些社会团体目前已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脱钩，但是仍然与政府有关部门保持着某种行政联系，很难在组织形式上适应公民自治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第一，应当通过立法鼓励公民自发成立各种非政治性和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第二，应当通过重新注册将现有的社会团体改变成为自治性的社会团体。第三，应当大幅度增加社会团体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席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期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局面。但是，如果不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继续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样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有统一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显然是不可能形成的。历史终于给了我们一次实现伟人理想的机会。此举乃天时、地利、人和皆有之盛举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毕其功于一役，创万世之盛况。何乐而不为？

　　中国前天正式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直属国务院，局长由中纪委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部长马駇兼任。这种高级别代表了这个新机构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中国最高当局对反腐败问题的重视程度。长期以来，北京领导人都一直强调要多管齐下打击腐败，尤其要从源头上堵住腐败的产生，而防腐局的成立显然就是落实这个思路的步骤之一。

　　在该局揭牌成立仪式上，马駇介绍了防腐局的任务，包括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权力的行为；就反腐问题进行战略性研究，以便完善反腐制度，提出治本对策；对全国反腐工作进行协调，并负责与国际组织进行反腐合作。

　　从这些初步信息中可以看出，中国国家防腐局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执法部门，不承担侦察贪腐案件的职责，而更像一个政策智囊机构。由于刚刚成立，所以外界对这个机构的职权范围和运作模式，难免会感到模糊。尽管如此，既然是专责“防腐”，人们自然就对它抱持积极期待。

　　中国近年来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党（纪委）、政（监察部门）、法（检察院）三个系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都有目共睹，今年来所发现和查处的大小贪腐案件不计其数，包括今年以来几个震惊世界的大案，如陈良宇案、邱晓华案、刘志华案和郑筱萸案，等等。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在纳闷：既然反腐措施如此严厉、果决，那为什么腐败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甚至越反越腐、前“腐”后继？

　　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标本兼治”、“从源头抓起”，中国最高当局提出的这个反腐口号，或者称之为经验，就已经指出了症结所在。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行使权力的过程也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其实最了解这一点，但就是拿不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所以始终不能如愿地从源头上减少或消灭腐败现象。因而就出现了“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冒出来”的无奈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成立的防腐局，我们觉得确实有其必要性。因为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只是打击腐败的力度是否足够大，而更在于如何消除各级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念头和机会。除了党纪国法的震慑作用之外，各级政府部门的内部监督机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关口。只要这道关口没有设防或者形同虚设，那就永远无法解决腐败问题。

　　防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配套工程，在各种利益关系网已经根深蒂固和盘根错节的中国社会，若只是靠防腐局的权力和资源，那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预防腐败任务的。因此，外界对这个新部门寄予期望之时，也应该看到其工作的艰难程度。

　　中国防腐局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或汲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新加坡在这一方面也许可以为中国的防腐工作提供某些有用的参考，并且通过更多、更有针对性的交流与合作，做到取长补短，从而为各自国家乃至全球性的反腐目标作出贡献。

个人评论： 监察部和防腐局怎么分工？监察部本来就该有防腐功能嘛！

要治本还要靠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寄希望于十七大了！

　　7月15日，是台湾社会解除戒严20周年的日子。

　　“白色恐怖”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病态的党争带来了另一种“政治暴力”。尤其是民进党上台以后，执迷于“泛政治”思维，不断撕裂族群，构造出新的“绿色恐怖”，将台湾社会拽入另一种病态情境。

　　戒严年代，“匪谍”无所不在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人们都在隐忧中度日，谁都可能随时被调查、被加罪、被判刑。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陈岑发自北京１９８８年，台湾话剧导演赖声川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在台北上演，演员李立群模仿小学时参加演讲比赛的样子，搔手弄姿、嗲声嗲气的一句“小心，匪谍就在你们中间”引得观众哄堂大笑，而笑声背后是台湾社会对当时刚刚结束的戒严年代的复杂情绪。就在《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布台湾地区解除自１９４９年５月起的“戒严”状态。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５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２９４０７件，受难人大概有１４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２００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２０万元。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台湾最后２个政治犯获得自由。他们坐满了３４年零７个月的“思想监狱”，然后走向陌生的阳光。

　　戒严年代，带给台湾更多的是压抑和晦暗的社会紧张情绪。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新新浪潮电影中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里，几乎都有着类似的阴郁、低沉的影调。１９７５年赴美留学的龙应台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美国同学知道我来自台湾就说‘你一定很会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觉得他问得很奇怪。我不会游泳，而且，台湾不会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渔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见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来，龙应台想明白了：“在长达３８年的戒严时期里，台湾的海岸线不是海岸线而是警戒线。从１４岁到２３岁我住在一个渔村，当孩子们三五成群到海滩上去撒野的时候，总有荷枪的士兵来驱赶，枪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滩更是禁区，因为‘共产党的蛙人会摸上来’。”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音乐也被政治审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共审查了３２０期，９３０余首歌曲遭禁。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

绿岛，因为一首《绿岛小夜曲》而为大陆民众所熟知。但事实上，这座有着美丽名字的小岛，却是台湾“戒严年代”最重要的标本之一。

　　绿岛，距台东１８海里。冬春季节，强烈的西北风将海面上的波浪刮起，撒在岛上的草木上，使之受盐分侵袭而干枯。从台东远眺，绿岛像是火灾过后，寸草不留，因此曾被叫作“火烧岛”。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专门用来放逐重大流氓犯。１９５１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所谓“新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关于当年绿岛政治犯的生活，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有一些当事人留下的亲历记述：“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声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20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犯”在台湾成为历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了历史遗迹。据说，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促成在绿岛竖立“垂泪碑”，寓意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

　　名词解释：世界上最长的戒严令

　　“戒严”和“解严”是影响台湾半个世纪的大事。

　　何谓“戒严”？1949年，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为牢牢抓住这枚最后的筹码，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于5月19日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100多项管制法令，并将“保甲连坐”制度搬到台湾，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戒严时期被称作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公民的参政权利与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当局对政治异议人士逮捕、审判、囚禁甚至处决。何谓“解严”？随着台湾经济腾飞、政治生态出现迅猛变化，以及两岸局势的缓和，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声越来越高。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布15日零时解除戒严令。至此，这个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走进历史。随后，1991年《惩治叛乱条例》终止，1992年“刑法”中言论叛乱罪的“法律依据”被废，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终于寿终正寝。

　　“解严是因为时代在变”

　　《国际先驱导报》：在台湾最近纪念解严20周年的活动上，民进党将解严说成是他们的功劳，你觉得这个说法对你父亲来讲公正吗？

　　蒋孝严：他们这么说，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向来采取歪曲、模糊的态度来为选票服务，历史已经成为民进党的工具。

　　我们要知道，先戒严才有解严。1949年到1987年这么长的时间，按照民进党的讲法好像戒严就是压制他们所谓党外人士，然后迫害台湾人，没有任何的自由，言论结社自由都被钳制，然后他们采取抗争，经过民进党的前身所谓的党外组织，不断地施展压力，加上得到美国国会的协助，一起内外呼应，在这种压力之下，经国先生才做出解严的决定，实际上他们弄错了。

　　解严的大背景和推动力是20年前整个时空的发展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蒋孝严：经国先生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在中国国民党一次常会提到：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要解严。对内从19４９年到19８７年，台湾内部也进行了很多的选举，很多的过程。时机差不多了。

　　外部环境方面，20年前，经国先生已经看出来国际上的冷战要告结束，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跟大陆的交往要采取划时代的改变，他看到大陆也慢慢采取开放的政策。所以在他过世前决定台湾老兵可以到大陆探亲，开放两岸的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国际先驱导报》：你父亲到台湾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还是白色恐怖的时代，为什么到晚年才提出解严，提动台湾民主化？

　　蒋孝严：在他“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在推动台湾民主化了，比如引进台籍青年到各级部门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化解外省、本省之间的藩篱，然后一层层的选举都在进行，先从县市长的选举开始。

　　《国际先驱导报》：关于解严的事务，你曾经和你父亲做过面对面的沟通吗？

　　蒋孝严：７０年代、８０年代我们的父子关系还不方便公开，所以没有办法当面沟通这件事情。当然，比如美国的立场和态度，我会很快透过相应管道直接送到他办公室，有的是我自己做的重要整理，然后用书函的方式，透过王升将军转到他老人家手里面。

　　《国际先驱导报》：他对你做的工作评价如何？

　　蒋孝严：有时候王升将军跟我说，“你父亲对你最近工作表现非常满意，也很高兴。”

　　《国际先驱导报》：你觉得解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蒋孝严：当然是两岸的关系。过去20年里，因为两岸交流的启动，使得两岸现在交流这么密切，贸易这么频繁，这是在20年前很多人不敢想像的。

　　我个人觉得“三通”是一定要做的。2003年推动台商春节包机的时候，民进党也批评我，说我违背了经国先生反共的意志和目标，实际上他们错了，经国过世前是要启动两岸交流的。

　　《国际先驱导报》：有观点认为民进党把台湾带入了一个新的“白色恐怖”，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蒋孝严：当然是。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民进党又在开民主的倒车，比如制造族群的对立，完全以意识形态来治理，谈不上民主也谈不上进步，完全可以叫做“民主退步党”。

　　这不仅仅是遗憾的事情，我觉得应当感到很警惕，尤其“政府”贪腐的程度，而且司法的制度跟以前相比也是在往后倒退。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检讨过，在台上这么久，找不出向人民交待的理由，总是把历史的问题拿来操作，没有其他可以振振有词的主张，只有翻老账、旧账。

　　在整个历史的江河里面，他们的这些主张一定会被否定的。在未来回过头来看，他们的这些话是不值一笑的，错误的。

　　事实上，台湾老百姓也很反对他们在操弄这个议题，否定历史，消费经国先生的决定。我相信民众会在明年的选举中让他们付出代价，让他们知错悔改，但是国民党本身也需要努力，也需要争气。台湾现在很多媒体也绿化了，可是历史毕竟还是历史，只能短时间欺骗少部分的人，不可能长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英国作家奥威尔说：“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对历史的解释，从来都是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的不二法门。蓝、绿双方在解严问题上的口水仗，自然不是单纯要厘清历史，而是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角力：民进党要揪住历史的小辫子挑起种族纷争，转移民众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国民党则要甩掉历史的包袱，全力向前看。

　　台湾社会仍然噤若寒蝉

　　正如国民党发言人苏俊宾所说：“民进党执政，已让民众看不到未来，只好曲解历史来获得政治上的剩余价值。”

　　的确，台湾从1987年解严至今，许多民众仍然时时感到政治上的压抑。尤其在民进党上台以后，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政治旗号，到处怀疑“匪谍就在你身边”；对台湾社会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给统派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使台湾社会处在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中。难怪社会各界以“绿色恐怖”，来形容民进党上台以后不择手段打击政治对手的卑劣手法。

　　商汉视点：一个时代的背影归来

　　1987年对于台湾地区历史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当蒋经国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戡乱戒严”状态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勇敢”或是“远见”来评价这个举动了。人们只能在很多年之后，从容地感受解严给他们带来的繁荣和希望。远去的戒严时代，是台湾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幕。荒唐年代自然有荒唐事，姑且不说台北曾经没有8路公共汽车，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马克·吐温成了马克思的弟弟而作品被禁，甚至连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也因为暗合毛泽东的词句，而被迫在台湾改成了《大漠英雄传》。在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像台湾那样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前行。

　　在那个年代，沉重只不过是荒诞的公共代价。而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台湾的民生发展之艰难，无论对于今天的泛蓝阵营还是泛绿阵营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毕竟人们可以理解落后，却无法理解荒诞；人们可以允许沉默，却不能容忍噤声。人们甚至可以忍受一个向隅独泣的年代，却不能永久地浸泡在思念故国的泪水里。

　　解严，解除的并不是一个行政上或者司法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解除一个地区民众心理和思想上的约束。从此，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有真正发展的可能。当年蒋经国能够决然解严，也正是看到了思想和心理的束缚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台湾在走出戒严历史之后，才开始了两岸的正常往来。这时候的台湾，断然不能回到一个思想和声音重新沦丧的年代。

　　问题在于，当下台湾的现状正在重新浮现意识形态束缚的背影。当解除约束的受益者重新又拾起约束人们思想和心理的武器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一个时代的伤痛。在那个时代的背影里，有泪水、有鲜血也有生命的代价。而当这一切都还没有凝结的时候，今天的台湾政治，又在通过另一种“枪弹”和“刺刀”指向台湾民众的心灵深处。甚至连“解严”这个词，也成了政党互相攻击的武器，而不是共同纪念的关键词。

　　历史的多数意义都在于过去，但是历史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今天。台湾解严20年，不但解除了国民党的专制，也解除了人们思想的枷锁。但是历史证明，这种解除之后，却往往会产生一代空白。在解除束缚之后，社会必然要用新的阵痛，来实现秩序与合理。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如果台湾的民众不能以一种清醒和理智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台湾政治，那么新的“思想戒严”又会通过“台独”分子重新侵占人们的公共空间。所谓政治乱象的恐怖程度，或许并不亚于“白色恐怖”下的暗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房间天花板的高度会影响人们解决问题的技巧和行为。

　　该大学市场营销教授琼·米亚斯·列维说：“当人们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他们可以激发出各种创造性的想法。

　　而在天花板低的房间里，这种能力就会受到压抑。”

　　列维表示，当人的思维放开时，会促进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人们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而在受到抑制时，人们所考虑的事情就会更加倾向于细节处理。

　　在列维进行的人类行为测试中，在天花板高10英尺（3.048米）的房间里的被测试者的表现都“天马行空，喜欢抽象的想法”。而在8英尺（2.4384米）高的房间里，被测试者主要关注具体的事物。

　　在其中一次测试中，在天花板更矮的房子里的人，发现了一种产品的严重设计缺陷。这个结果也许对零售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列维认为，除了市场营销外，这一研究结果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用处。

　　列维说：“管理人员应该为那些需要大胆创新想法的人配备天花板较高的办公室。技术员和会计的办公室，天花板则不妨弄得低一些。”

　　在医疗保健方面也是一样。她说：“如果你在安排做手术，那么你肯定会想要那些有助于促进细节处理的手术室。

　　这年头，大棚把季节搞乱，小姐把辈份搞乱，关系把程序搞乱，级别把能力搞乱，公安把秩序搞乱，金钱把官场搞乱，手机把家庭搞乱！­

　　这年头，女人漂亮的不下厨房，下厨房的不温柔，温柔的没主见，有主见的没女人味，有女人味的乱花钱，不乱花钱的不时尚，时尚的不放心，放心的没法看！

　　这年头，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二奶像中国电信安全固定但带不出门，小蜜像中国移动使用方便但话费太贵。情人像中国联通优雅新潮但常不在服务区！

　　这年头，一哥们说北京地铁拥挤不堪他怀孕的老婆竟被挤流产了；昨天他问上海的地铁是不是好些，上海的哥们说更糟：上个月他老婆乘地铁竟然被挤怀孕了！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挣钱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这年头，军委领导说解放军的工资如果翻四倍可以打美国，翻三倍可以打日本，翻两倍可以打台湾，翻一倍可以回家打老婆，目前的工资回家只能被老婆打。

小金者，高丽国先帝老金之子也。先帝尝荫庇于中土，每遇汉人，辄操汉腔，流练畅达，汉人奇之。

至于小金，已历二世，国势纷扰，于汉语渐有隔膜。今闻少主“和谐”之谓，莫知所言者何。遂召国中汉学大儒以咨之。

群贤毕至，皓首凝思，共得四词：曰和谐，曰河蟹，曰喝血，曰核胁。

二世叹曰：“少主天纵英明，微言大义，孰与布什、普京辈何！和谐者，阶级斗争之敌，固为本朝不齿；河蟹者，少主隐喻，示吾以霸道也；喝血者，言不逊而意深沉，为人主者岂怀仁乎？核胁者，乃少主真意，演核武以挟天下也。大哉少主！吾从之。” 

和谐四年秋（公元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半岛核爆。举世震惊，少主失色。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定印象，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于1978年的邓小平时代，这不符合事实，应予纠正。

　　然而，西方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并非偶然，人民的贫困状况在1957到1976年的"失去的20年"中并没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常常出现超负荷的劳动、工作，但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之中。28%的群众生活在低保线下。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从1952年的4.3平米减少到1977年的3.6平米。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强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维持在一般的生活水平上，但资本积累率却不断提高，从1952年的21.4%上升到了1978年的36.5%。毛并不认可赫鲁晓夫"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他的社会主义是苦行主义的。毛不同于封建皇帝，他像"五四运动"的革命者那样对国家强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关注人民的幸福。

　　在毛1/4世纪的计划经济期间(1952到1976年)，中国的生产按照官方的统计年增长率为6.1%，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4%，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增长率在4.4%到2.3%之间。57不论哪个数据正确，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地落后于四小龙，即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

　　更主要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靠增加资源投入而实现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中，同时不断延长农民的劳动时间，国民经济的投资率持续增大，而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效益却很低。整体生产效益，即通过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来提高生产，在毛的时代平均每年下降0.8%。

　　毛的计划经济，自1958年以来一直是垄断经济，效益很低。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集体化的农业经济来说，它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不相匹配，1976年中国人均生产的粮食还没有1957年多；

　　对于农村的社队企业来说，大多数生产都是亏损的，直到邓的改革创造了新的条件后，农村企业的极大潜力才被发掘出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工业企业组成了巨大的、一体化的工厂联合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城市，工人和职员队伍庞大，而且从生到死都由企业负责到底。1964到1971年期间，毛让许多重工业和装备工业的大工厂建立在中国内地的深山里，以防外国军事进攻。"三线计划"起源于对美国，1969年后对苏联进攻的防御考虑。因此，中国一部分大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缘故至今仍然被认为没有竞争力。

　　经济增长仅仅靠不断提高资源投入，而生产效益却不断降低，那么这种增长是不会保持长久的，同时资源的投入也无法持续不断地增加。1976年，毛去世后这种现象就出现了：农村1/4人口的生活降到了水平线下，处于极度贫穷；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越来越严重；投资也无法提高。党的领导在毛去世时说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绝不是凭空捏造。

　　当国有企业自邓小平80年代改革以来被推向市场而失去了垄断地位后，它们没有效益的情况就更加突显出来了，许多企业不但不能创造利润，反而在浪费资本。生产所用原材料的价钱超出了产品的本身价格。

　　毛的接班人从工业中所获的资本价值比起对它的建设投入来说要少的多。这样毛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毛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在邓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值呈负数，持续亏损，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到90年代中期陷入深渊。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来自毛的遗产，此外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极度缺乏。1965年，企业中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4%以上；"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的教育空缺，到1976年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降到了2.6%；十多年后，即到1987年重新达到了1965年的水平。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直到邓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也都很难控制。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文化最高境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那么毛是领导群众同"自然斗争"，这可以说是受非中国式的外来思想的影响。

　　而且，毛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尖锐化了，他拒绝接受任何计划生育的建议，甚至在60年代期间还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他常说："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但有两只手劳动"。在毛的时期，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接近10亿。如果他的接班人继续推行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人口在今天，即在21世纪初，就不仅是12.5亿，而是18亿，或许因人口爆炸而早已混乱一片？

　　毛确实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然而这笔遗产也为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毛破除了古老的儒家文化，这样也就清除了中国经济发展上的障碍。他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的农民群众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画出共产主义天堂最美的图画。他确实留下了一张白纸，邓小平在它上面谨慎地、一步一步地绘制着一幅市场经济的建设蓝图。

　　文章摘自《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德]康拉特·赛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07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4》显示，2006年我国部分大城市二手房的“租售比”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房价虚高倾向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单菁菁解释说，所谓“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价之间的比值，“从理论上说，‘租售比’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

　　报告显示，2006年我国大部分主要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均出现了大幅上涨，而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却相对平稳。根据我爱我家、链家地产等房产经纪公司的统计，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中心城区的“租售比”已经高达1：270至1：400。

　　“而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规律看，一般房屋租售比的警戒线是1：200，当超出这一比例时，表明市场存在风险。”单菁菁说。

　　单菁菁进一步解释说，“由于租房体现的是一种真实的居住需求，因此当一个城市的房产价格迅速上升而房屋租赁市场的价格却没有随之出现明显增长时，就表明该地区的房产市场存在着价格虚高或投机行为。”

　　单菁菁预测，受消费者购房需求旺盛、土地价格和新房价格仍然高企等因素影响，2007年我国二手房价格仍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但涨幅将回落。

　　北京二手房资金监管新规试行半月，综合多家执行“资金监管”的经纪公司数据，顺利通过“资金监管”成交的单数超过了200单，占到了这一期间成交总量的5%左右。

　　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编撰的“2007年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4》近日出版，蓝皮书指出，2006年部分中心城市二手房价在高价位的基础上又持续增长，租售比上升。

4月25日，记者综合多家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得知，今年4月(1日至25日)与去年同期相比，二